摘要：[2]此时，案中的人身内容与财产内容形成一种牵连关系，其中的一者因为受到另一者的牵连，从而可能改变其管辖地。 ...

上层有监督权的层层批示且原则性，往往不痛不痒。

要深入研究人们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注意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使制度设计更加科学、管用。一些地方从规范市场秩序入手，发展有形建筑市场、土地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在防治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既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防止急于求成或者过于滞后。有的本位主义严重，对中央的决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时，要继续深化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改革，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重视对拟提名、提拔的省、市、县后备干部的信访及有关问题的反映，对他们的考察不仅要了解政治立场、工作表现和廉洁情况，还要注意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方面的情况。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廉洁教育进校园，在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

我们制定制度，就是要针对那些不遵守甚至破坏制度的人。不适合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务必坚决调离。部长也的确能干，几乎每周都有佣金、回扣和礼物进账：金币、火腿、马驹、餐具等等。

饭后回办公室，招白哥妻至，独伴余良久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属于个人或家庭的隐私，国家和群众不该监督、干涉。不料安杰罗放下假圣人的面具，道：你愿意哪一样，让公正的法律掳走亲兄弟的性命，还是赎（redeem）下他来，献上你的身子……？姑娘气得发抖：赎他。这两段日记，作者叫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是英国十七世纪的大人物，事业巅峰时官至海军部长、皇家学会会长（这会长的荣誉和影响力，非其他带‘长的职衔可比。

饭后，寻一事差他[即木匠]外出办理，and then alone avec elle——一句话中间转调，英语变法语——随即取她入怀，其力拒，余强合，虽不甚乐。他指出，贿赂首先是关于某类互惠行为的道德界定，其概念之核心为一诱惑，以期对本应无偿履行的公务施加不当影响（努南，页xi）。

他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那个真我（先师杨周翰先生语），率性流露的虚荣心、进取心、贪心和良心，处处打动着读者，激发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例如中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1990.7.1）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对方钱物，虽未能证实本人知道的，也要追究该党员的责任（第十三条）。这不是我个人的观察，而是一位专家、雪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熙乐（Hilary Josephs）在她去年发表的论文《美、中腐败考》里总结的（周熙乐，页288）。乍一看，新《刑法》似乎犯了法治的大忌。

努南考证，送礼行贿之别，在西方文明，当始于以色列人奉一神教，以上帝耶和华为世界唯一裁判之时。西塞罗用的这个赎字（redemptam，名词redemptio），后来在西方语言里便有贿赂的意思。进入 冯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贿赂 。司法腐败容易激起民怨。

法治的威力，不在对违法犯罪的严惩，而在劝人相信，那由法律的意象和分类构筑的世界乃是他能够拥有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康特尔，页261）。事实上，因为特权与腐败同步滋长，干部的隐私和免责范围要比常人大得多。

私受请托即渎职，是对皇帝的不忠和冒犯，所以要治罪。有位法官朋友建议，我写文章谈谈在美国法律如何对待肉弹案的。

腐败不好统计，因为当事人极少（主动或被迫）公布数字。贿赂一词的历史，似乎也可佐证它同礼物的渊源关系。一时一地的法律之所以认定一桃一李为贿赂而禁止，最终只有在产生该法律的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和正义观那里才能找到解说。要点在私受请托，不在得财。努南（John Noonan, Jr）：《贿赂史》（Bribes），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因为提问者必须既相信法律不干预道德的神话，又坚持成年公民无妨他人的性行为纯属道德范畴（因而须豁免刑事责任），还要觉悟到法治时代道德多元的大趋势（所以国家不得强行统一道德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婚外性行为之能够除罪，等同于生活问题而不负或少负政治和法律责任，除了特权的庇护，主要是政法环境演变、法治意识成长的结果。计赃论罪是我们老祖宗的做法，本本上的规定，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律》。

为此他在日记中没完没了感谢上帝，有一次谢恩谢得兴奋了，居然闻不见肉香，忘了晚餐（六四年二月二日）。由此得出结论：法官非专业化倾向严重，以致缺乏程序公正的理念，不懂约束自己的行为，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

造军舰的木匠白哥（Bagwell）听说了，想请皮大人帮忙找一份象样的工作。贪污贿赂视同盗窃，定罪的主要证据是嫌疑人侵吞、挪用、收取的钱财。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现代法治源于西方，不是中国原产的知识，司法腐败作为实现法治的一大障碍，就往往被想当然地看作参与者缺乏专业知识训练的结果。零一年四月于铁盆斋，载《读书》11/2001参考书目（以著/编者姓名拼音为序）：康特尔（Norman Cantor）：《想象法律：普通法与美国法制的根基》（Imagining the Law: Common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HarperCollins, 1997。故所谓操作难，只是难在现行的定罪量刑规定不配套。其实美国的做法并无特殊高明之处。

摩西在西奈山传给以色列人的上帝的诫命有：不可冤屈穷人，不可诬告，不可杀害善良无辜，因为我决不赦恶。换言之，新《刑法》坚持计赃论罪、贿赂限于财物，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绝大多数法官的出身是复员转业军人和社会招收（转干）的中学毕业生。美国腐败问题权威、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庭法官努南（John Noonan, Jr）先生写过一部《贿赂史》，探讨作为道德观念的贿赂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流变。

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研究》3/1998。为行贿受贿而犯奸，则两诫同破，罪孽之深，可想而知。

所谓价值，可以用熙乐的文章援引的案例说明，即[当事人]主观赋予礼物者，哪怕该礼物毫无商业价值（U.S. v. Williams, 705 F.2d 603, 623 [2d Cir. 1983]）。由此产生一个反对性贿赂入罪的论者经常提出的司法操作问题。《诗/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可他预先送上的报答不是别的，是自己的老婆。

如此宽泛的定义，肉弹或性服务自然属贿赂无疑。假如一切顺利，按照不成文惯例，为使孩子入学，该谁出什么对价？）。

然而九七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刑法》，决定保留计赃论罪，贿赂仅限财物，不同国际（即西方）接轨。显然，皮大人觉得，性贿赂和财物贿赂相比，更需要在道德上净化了，才可以放心地去想、去干。

我们要指出的是，把参与者的专业知识训练等同于司法操作能力，再等同于道德操守，如此推理，必然得出似是而非的论断：因为现阶段法官、检察官等参与者普遍专业素质低，趋于腐败，所以若将性贿赂入罪并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操作酌情权，必定引发更多的腐败。写到性贿赂，却百般委婉，有些情节粉饰不了，就换作法语。